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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夜有泪，打湿了昏昏黄黄的灯光，也打湿了我的心。
　　
　　去年，妹妹小学毕业，父亲盘算着让她到镇上念初中。我家在农村，离镇上有十几公里的路程，为了照顾妹妹的饮食起居，母亲只好在镇上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子。可远在上海打工的父亲的那点微薄工资要维持整个家庭的开支是极为艰难的。我念大学得用钱，母亲和妹妹在镇上也得用钱，于是，思虑再三，母亲去了我念中学时的学校食堂打工。母亲说：“这样，既可以照看到妹妹，又可以解决我们两娘母的生活费。”父亲没有反对，但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有些哽咽。
　　
　　我想，了解食堂或是在食堂里工作过的人都应该知道，食堂，真是一个起早贪黑的地方。每天凌晨三点半，母亲就不得不起床梳理洗漱，趁着寂寥的晨星，拖着未醒的疲惫，前往食堂；中午有大概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然后就要直到晚上八点半才能够回家休息。那天，我在离家千里的兰州学校里提笔算了算，我一算，便被一个在数学上看来很小的数字吓了一大跳。14，天啊，母亲一天的工作时间竟然长达14个小时！一个儿子的心，在他乡，在那一刻，被自己算出的一个数字狠狠地刺痛了。
　　
　　兰州的夜，开始因为母亲的艰辛而变得疼痛。
　　
　　寒假里，春节将近，我几乎和在上海打工的父亲同时回到老家。而那时高三的学生还在补课，母亲没有放假，依然起早摸黑，我们每天见她几乎就只有中午那点短暂的时间。而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母亲通常是要午休的，我们也说不上几句话。每天早晨醒来，听不到儿时母亲呼唤吃早饭的声音；每天夜里，母亲回来，更是疲倦不堪，几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在家的那么多个日子里，母亲疲倦在我的眼里，更苍老在我的心里。
　　
　　只有春节那几天，母亲放了假，倦容才稍稍有了改观。而春节一过，母亲便又不得不回到奔波的日夜，回到身心俱疲的日子里去。在母亲一天一个沧桑的日子里，我的心被老家的星星割伤，被皎洁的月亮嘲笑。终于，我和父亲定在同一天离开，我们流浪的起点一样，短暂的终点却是天各一方。
　　
　　而母亲，在我们共同的起点上流着天各一方的眼泪。
　　
　　我和父亲离开的前一夜，母亲回来时依旧拖着疲惫，但洗漱完后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地躺在床上睡去。我让母亲早些去休息，母亲却说：“明天你们就要走了，今晚随便说说话吧。”母亲口中的“说说话”，和真正的说说话是有区别的，竟全部成了母亲的叮嘱。
　　
　　母亲对父亲说：“在外面，不要委屈了自己，该吃就吃，该穿就穿；你的腰本来就落下病根，要多注意，别感染了风寒……”
　　
　　母亲对我说：“在学校，也要多注意身体，要吃饱，如果生活费不够了，就往家里打电话……”
　　
　　反反复复的叮嘱完，已近十一点，我赶紧劝母亲去休息。母亲刚睡下不到两分钟，我就听见了她沉沉的呼噜声，这呼噜声比窗外没有星月的夜色还要沉。在母亲的呼噜声中，我许久都无法睡去，我不知道母亲的呼噜声到底夹杂着多少生活的无奈，又夹杂着多少的日夜疲倦。母亲的呼噜声，此起彼伏，在夜深人静里，我放佛听到了她一点一点苍老的声音。或许，母亲把全部的辛酸都隐忍在了深夜的呼噜声里，许多的日日夜夜，只有妹妹和沉寂的大地听得见。
　　
　　这是最辛酸的呼噜声，也是最寂寞的呼噜声。
　　
　　在母亲的呼噜声中，过了好久，我终于沉沉地睡去。当我再次醒来时，正好看见母亲为我拉被我在梦里蹬开的被子。我睁开惺忪的睡眼，看见了母亲比沧桑岁月更沧桑的脸。在昏昏黄黄的灯光下，母亲额头上比沟壑更深的皱纹，写满了生活的艰辛；我还看见了皱纹两旁的白发，比生活更加苍白的白发；我更看见了母亲为我拉被子的手，早已被岁月腐蚀得粗糙黝黑，还裂了一道又一道的口子。母亲，放佛一夜就老了，苍老在她儿子的心里。
　　
　　怕吵醒父亲和妹妹，母亲小声对我说：“明天你们要吃点早饭再走。”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不知所措地应道：“嗯，知道的。”母亲，接着又说：“才三点半，还早，快再睡会儿。”三点半，一个多么早的时刻啊，而母亲，你在这个时刻是要去哪里呢？又有谁能够对你说你对我说的这句“还早”呢？我的眼泪开始充盈到母亲在昏黄灯光里难以瞧见的眼角，不敢掉下，怕母亲看见心忧难过。母亲轻轻地洗脸，轻轻地漱口，轻轻地梳头，一切都轻得只有我能够听见。如此细微的声音，却如阵阵的雷声，声声都打在一个儿子的心上。
　　
　　那一刻，我的心也哭了。
　　
　　母亲很熟练地弄完这一切，轻轻地给我说了一声：“我走了。”我看见她去拉灭灯盏的背影，比任何母亲的背影都要憔悴，都要沧桑，都要让一个儿子疼痛。那背影不仅烙上了生活辛酸的印记，更烙上了一个母亲对儿女最无私的爱。
　　
　　灯灭了，门轻轻地掩上了，一个儿子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晨夜里的母亲，是我永远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