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贞

　　芥川龙之介说，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台湾作家苏伟贞说，以张德模为名，更短，人生不如一行张德模。
　　
　　张德模是她已去世的丈夫。
　　
　　“我没赶上他出生，却无奈要送别他死，这是我写《时光队伍》的理由。”没有人会怀疑小说《时光队伍》的悲伤与深情，站在一个妻子的角度，这位前台湾《联合报》读书人版主编在丈夫张德模患病期间陪护，亲眼目睹、写作丈夫死的过程，从头到尾没掉过一滴泪，没有一丝感伤，彻底实践“怕死也是死，不怕也是死”的生死理念，“他死的样子就像他活的样子”。
　　
　　没有人会怀疑苏伟贞失去至亲的伤痛，每个人都曾经、正在或者即将感同身受。这或许便是吉林出版集团作为内地最大一次规模引进苏伟贞作品时首推《时光队伍》的其中一个原因。本次引进收录了苏伟贞几乎全部重要作品，包括《时光队伍》、《沉默之岛》、《租书店的女儿》、《陪他一段》、《世间女子》五部。其中《陪他一段》除了收录繁体中文版同名原书的所有篇目之外，还另外收有《旧爱》等其他中短篇代表作。五部书的所有篇目都由苏伟贞本人亲自选定。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称《时光队伍》为“本命”之书：“《时光队伍》是一本悼亡之书。但与其说张德模是被书写的对象，不如说他以他的性格和生命，写出了像苏伟贞这样的一个作家和作品。阅读《时光队伍》，你终于了解苏伟贞过去的作品毕竟此中有人；她对爱情、时间和生命的思考，从来有个隐形的对话对象。《时光队伍》因此也是一本本命之书。仿佛苏伟贞这些年来的千言万语都是在为这本书作准备，她竟是凭借至爱的死亡，为她的风格和信念作出最凌厉的实践。”
　　
　　“死亡的意义我们早已了解，等待实践。悲伤往往只用来减轻伤痛。”在台湾作家苏伟贞献给大陆读者的这第一本书里，她自己与自己对话，书写一场旁若无人的怀念。
　　
　　最后一部小说
　　
　　时代周报：小说的名字叫《时光队伍》，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苏伟贞：很奇特的是，在张德模在世的时候，这书名就存在了。《时光队伍》，是先有了这个胚体，才往里头加血肉。《时光队伍》正是为流浪族人搭的时光隧道。
　　
　　说到时光隧道，似如爱因斯坦相对论那种时空概念，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早在十几年前一个夏天夜晚，我和张德模和小孩三人在山边社区小游泳池游泳，我仰视，星空清亮，真美，我胡说，希望有天能写出如相对论那种时空思考性的小说云云，他不刺激批判我这伪科学人，仅淡淡地说：“你好好写故事吧！你有你的格。”再没想到，这时光隧道的概念，放进了他。
　　
　　关于“格”，张德模嘴上常讲：“草书出了格，神仙认不得”，但这群精品“写意草书人”，我是牢牢谨记在心，他们是“无形的网底”，创作的过程是对书法家解缙草书的评价：“最大限度地夸大了线条的粗细、长短、大小、枯润、矛盾对比，但得艺术个性而失艺术和谐。”《时光队伍》是以时光隧道为流浪族人的载体，既夸大也追求和谐性。
　　
　　时代周报：写作丈夫的死，事实上是在再次经历那种痛苦，而且这种痛苦相当隐私。为何要把这一切讲给人听？
　　
　　苏伟贞：失去到底，就是记忆，没有不痛的记忆，或者说，深刻的记忆往往是痛的。关于演化记忆，我想到纳布可夫的话，“记忆本身是一种工具”，那些永在总在的经历，即使痛苦，我希望放在小说人物身上，我对他的记忆比他活着的时候体会还深，甚至我们家人也是，也成为我个人及家人的共同经验，是痛，但也同时是安慰。透过书写，张德模式的存在，他面对生命的难言的姿态，有了意义和出路，我必须在小说中完成他。
　　
　　我无意把小说架构在个人隐私上，《时光队伍》是本小说，唯有从小说的意义及角度上阅读，这本书才有意义。我不是一个虚无消极的人，但经常在一个疏离的状态里，对很多事情有种疏离、陌生感，我从亲近的人身上重新感觉到生命的存在，并且投影在那些折摺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时光缝隙中的人物谱系。这也是小说的基调，亦即人物、叙事都采用的是虚实互见的手法。要表达的正是书里引据安纳托·卜若雅的话：“死之将至，所余唯风格而已。”风格，我很幸运，亲眼凝见，亲耳凝听。
　　
　　时代周报：有报道说《时光队伍》是你的最后一部小说？这本书2006年在台湾出版，已经四年了，你这四年还有在创作吗？
　　
　　苏伟贞：之前我认为是最后的小说，其实目前也还是这状态。脑里，偶尔会有浮现一些字词、画面的碎片，但找不到出路和联结，一块散落的甲骨文。这些字词、画面的碎片有些是我出生的台南老家的沧桑变化，有些是旅途上的书写冲动，像去年到沈从文凤凰古城，有些感受，写了一万多字，突然说停就停，找不到手感和动力，这个状态其实很让我不习惯，有股莫名的罪恶感却之不去，但也无能解决。目前偶尔写点散文，以及学术论文。
　　
　　“我欣赏朱家姐妹”
　　
　　时代周报：你笔下的女性多有对爱情拒绝被理性化的特征。这是你个人对爱情的态度吗？
　　
　　苏伟贞：对我，爱是一种实践，没有实践的不成为爱。那是拒绝理性吗？爱，就是爱，爱是单独存在的，理性或感性？那恐怕是知识化爱情了。
　　
　　时代周报：除了写作死亡为主题的《时光队伍》，你的其他作品的基调似乎也显得阴暗？
　　
　　苏伟贞：女性书写有一个关于文本策略的理论，认为小说某方面是“作者的分身”，是作者己身的形象，以及对某些事物的召唤。而容格（Jung）心理学理论里有所谓的阿尼玛（Anama）和阿尼姆斯（Animus），指的是男性人格中的女性特质与女性人格中的男性特质，这种心理双性同体，使得人的格和情感变得复杂。人的内在不是单一的，但基本上，我想，也反映了我对人生没什么热情和眷恋吧！
　　
　　时代周报：从你生活的背景看，父亲开租书店的经历应该为你赢得不少阅读的机会。能否谈谈你早期的阅读？
　　
　　苏伟贞：我的家庭背景在我成为作家这件事上是绝对的吸引、绝对的影响。最早读武侠小说和言情、历史小说。言情小说和历史小说没什么喜不喜欢，言情小说需要情感经验，我没有，历史小说需要历史知识和对背景的了解，我不够，所以只能是消极地有什么就看什么，武侠小说比较简单，不懂门道就看热闹，那时最喜欢的武侠小说有卧龙生的《玉钗盟》、慕容美的《金步摇》。那是一个封闭的时代，我出生居住在一个南部小城─台南，十八岁以前，我唯一的经历之地。看这些书，加上处在一个“现时感”很差的地方，所以我的历史、现时感总是混淆的，历史一直是我很糟的一门课，也一直缺乏现时感。
　　
　　时代周报：许多女作家，往往受到其他女作家的影响。你是否符合这种情况？
　　
　　苏伟贞：谈不上影响，我比较常比附的反而是同时期的女性作家的书写姿态和作家人格，像袁琼琼、朱天文、朱天心。
　　
　　时代周报：近几年，港台作家的作品在大陆引进得比较频繁，比如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在大陆露面的机会也多起来，前段时间陈冠中还将这种现象称作港台文学在大陆的“小回春”。这次吉林出版集团大规模引进你的书，是不是意味着你也准备打开大陆市场？
　　
　　苏伟贞：除了吉林出版集团外，之后还有上海九久读书人要出一系列比较都会风格书写的书。一方面是时机，一方面，我想，和张德模过世有关，我对任何事的接受度比较强了，比较不那么设限和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