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文学网

　　习惯于表演的权力，在监督日趋严格的情态下，也忘不了要偶尔装腔作势地秀它一回。尽管舆论对陕西省商南县的“广场问政”多有溢美之词，因为官员在饱和的阳光下被问责了，当事人在民情快意中被尴尬了，以为就是对权力的监督走向明晃晃的阳光了。在众人的喝彩中，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商南的这场重头戏玩的还是权力秀，整个过程走的是戏剧化的老套路。
　　
　　4月23日下午，陕西省商南县在县人民广场举办第6次“广场问政”活动。与从2013年12月起陆续举办的前5次广场问政不同，此次“问政”过程的重头戏，是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被当众宣布免职，华中央当场掩面而泣。
　　
　　商南县委书记陆邦柱事后接受采访时解释称，县疾控中心涉嫌私设小金库的问题早已被相关部门发现，并已交纪委调查。只是还没来得及处理，就赶上了广场问政。而在广场播放了对疾控中心的暗访视频后，引发群众强烈反响，于是只好现场召开县委常委会，做出了对华中央免职的决定。
　　
　　不可否认，电视问政也好，广场问政也罢，作为一种对改变当下政治生态的有益探索，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即便此次广场问政的情节中有着满当当的戏份，但比之权力的暗箱操作和权力嚣张后的无所担责，也算是一种监督，因为权力毕竟在“导演”的编排下走向了前台。尽管商南县委书记陆邦柱面对作秀的质疑，坦言“如果这算作秀，那也是应该的。”但理性的人并不觉得陆邦柱的气壮山河中所言之“秀”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秀，表演意。秀者，烘托、虚华也。严格地说，权力秀是权力的卖萌，是对民众善意的一种忽悠，甚至欺诈。良好的行政动机和行政目的固然可亲可敬，但这种“可亲可敬”需要抵达目的的手段的合法性、科学性和持续性作支撑，一旦动机、目的和手段不能趋同于善意，所有的恶行都会找到存在的借口。比如为了城市良好的管理秩序，城管可以棍棒相加于摊贩；比如为了维稳可以截访、可以私设黑监狱......
　　
　　公众有疑问，既然商南纪委早已介入华中央涉嫌私设小金库的调查，为何早不做处理，非要“临时”到广场集体研究不可？按时下通行的行事规则，一场惯行的问政，何须常委们悉数到场？如果不当场免掉一个疾控中心主任，如何为“程序”圆场？尽管商南官方一再“拾遗补缺”，却总也抹不掉事先有所预谋的彩排。当然，一截暗访视频足可以成为华中央遭遇“滑铁卢”的理由，但为什么事先按兵不动，非要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兴师动众呢？唯一的解释或许是，商南的组织部门不是没有壮士断臂的勇气，只是没有“及时”罢了，只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果敢”一番，才能显示刮骨疗伤的胆识和决心，而暗访视频，不仅是华中央咎由自取的实证，也是“广场问政”的一个道具。对此，我们不能不说，商南县有关部门是高明的，把问政环节的高潮迭起和戏剧化恰到好处地衔接在一起，而现场免职又把这种戏剧化推向了高潮，从而达到了对内有震慑作用、对外又有广场效应的心理预期。
　　
　　广场问政的蝴蝶效应是有了。权贵们在咄咄逼人的问政中满头大汗或者因为丢了乌纱帽而掩面而泣，民众在官员的尴尬中，尽情地释放了难得的快意，但对于不习惯于被管束的权力而言，戏份留痕的广场问政也许能让威权胆寒一时，但未必就是科学的监督，在监督疲软时，它也许就是一剂解急的春药，或许可以春宵一刻，但无益于功能的持久性，在经历下一个不应期后，面对权力勃起后的再一次放荡，再用什么招数扬汤止沸呢？也许我言重了，或是对广场问政的不恭，而事实上，流行于权力监督场域的所谓问政，大抵都有权力秀的嫌疑，它绝不是一种常态化、规范性的民意获取渠道和公民参政的有效方式，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一个对中国官场权力运行规律略有所知的人都能料想到，如果没有完备的监督机制、问责机制兜底，指望广场问政包打治庸的天下，权力从此就谦卑起来，一如痴人说梦。
　　
　　广场上的民意是最原始、最本色的民意，间杂着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这样的民意，对于行政机关，当然可以构成心理压力和心理约束，但是，鱼目混珠式的民意，断不可成为行政决策的充要依据。因为没有经过制度化表达、梳理、甄别、分析统计的民意，绝对不是最普遍的、最具代表性的民意。
　　
　　现代政治学告诉我们，对于权力的监督，之所以摒弃广场政治代之以代议政治，在于越是庞大、复杂的政治系统，越无法在一种戏剧化的广场政治形态中，形成理性、公正、完善的政治决策。因此，电视问政、广场问政，作为一种对基层政治现状的探索，虽然仍有积极意义，但为其长久的生命计，必须尽洗尽“秀色”、挤干戏份，靠彩排出彩，靠爆点造势，这样的问政不如不要，戏台上再大的广场效应，也是权力的刻意装逼。